（“愿景2050”评论 9: 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蒙古国长期发展政策纲要“愿景2050”提出的首要宗旨是建立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模式是：以思维、速度和本质等三个基本价值观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以独有的民族特色为基础，与世界先进思想相结合”。
纲要文件中指出，按照这种模式发展，蒙古国将在30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高度觉悟和信念的国家”（第26页）。在发展模型的矩阵中，将“本质”分为蒙古人、国家共同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等三个部分，并指出，就算今天蒙古人“丧失了价值观”，在未来的30年内，也将会发展成为“对民族异同具有高度觉悟和信念的民族”。
文件中指出“将以先进的科学方法进行详细研究，并以坚定不移的事实作为基础，树立全民“一种语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信仰”的信念，为构建具有民族异同的高度觉悟和信念的国家，建立一个可成为精神支柱的共同价值观。”
该文件中用民族“异同”表达了民族“共同价值观”这一关键词。在另一部分中指出，这两项具有关联性，并将national identity一词 翻译成了异同。将相同和差异两个反义词结合为一，表达了双重（矛盾）概念。因此，应该用一个单词“认同”来翻译会更准确。再说，国家认同和国家价值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认同是指一个统一民族以独特的传统、文化和语言相联的表达。而国家价值观是确保和指引一个国家团结共存的因素。
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
国家认同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过去，人类大部分生活在部落组织中。人们的生活基本围绕着几个熟人。然而，随着部落的统一，形成了民族。因此，社会关系就超越了熟人圈子，出现了交换商品的机会。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哈拉里（Yuval Harari）在中欧大学的演讲中概述了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根据哈拉里的说法，部落社会无法建立大型系统，如政府、经济和医疗保健。这同样适用于民主。民主最早出现在英国和丹麦等国家并非偶然。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最早出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然而，在部落社会中，即使举行了选举，获胜者也会掌控全部。这种状况，在现如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可以清楚地看到。选举仅对那些拥有统一的基本价值观的人群有意义，而对相互交战的部落来说则毫无意义。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出版的《身份》（Identity）一书中支持了哈拉里的观点。在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家认同相对薄弱的国家，国内冲突仍在继续。在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分裂阻碍了现代政府的建立。然而，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早在面对西方国家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与政府和腐败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问题是，政府高官是否能够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如今的韩国和日本精英们能够团结起来，为国家发展服务。然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民族主义或憎恨他人、突出自我的极端主义。历史证明，极端的民族主义，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会带来何等可怕的后果。
蒙古的国家认同
蒙古国最早建立于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相互交战的诸多部落时。然而，由于部落主义仍然很强，部落间的冲突和斗争阻碍了发展，导致帝国衰落。后来，由于王宗贵族之间的斗争，导致在17世纪，蒙古被满清统治，度过了两个世纪。摆脱满洲统治后，人们尝试恢复传统的民族意识，但却受到了苏联管辖，在他们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类似苏维埃民族的新民族。
在1990年民主革命胜利后，蒙古拥有了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从那以后的20年里，我们国家主要专注于生存。然而，近年来，蒙古人才开始问自己到底是谁。我们正在尝试以各种方式来翻译“国家认同”一词。 2018年，蒙古经济论坛甚至组织了一场大型专题讨论。
如果我们不能时不时地讨论民族认同、统一和价值观；如果我们不牢记蒙古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会出现部落主义等极端情况。地方协会等组织正在推动部落主义的膨胀。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乌布苏人”。此外，还有另一个极端即仇外心理（对外国人的恐惧和仇恨）也在出现。甚至连负责确保蒙古国团结的总统，也在公开和暗中鼓励此类行为。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两种极端情感都会引起社会矛盾和动荡。
蒙古国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我们的团结，而共同价值观是巩固团结和引导发展的因素。如今，蒙古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民主、人权和自由。全世界大多数人梦想的价值观，尽管他们奋斗却无法实现的价值观，已经日复一日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逐渐成为了我们成功的保障。
这些价值观不仅加强了蒙古民族的团结，而且使蒙古国有别于专制的邻国。只有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民主社会，才能提供表达种族差异的机会，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的稳定。只有在民主社会，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关系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才会对每个人带来发展机会。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领导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只有在民主选举的社会中，公民才能通过自由选选出符合其要求的政府的机会。蒙古国正在朝这个道路坚持不懈的继续前进。
国家认同是否会深深植根于社会意识中，并由此产生信念，完全取决于公民如何参与政府决策及其在民主社会中的实施中。人的自由，往往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心一同降临。
2020.04.23
Trans. by Asru.V and Gerelchime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