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中对选举出来的政府进行监督，并要求政府担当责任的主要力量。中产阶级的数量越是庞大，越是代表其社会的教育、医疗的获得率越高，同时还能证明政府职能部门的贪污受贿相对较少。那么在一个中产阶级并没有占多数，而是贫富两级分化严重的国家，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强烈，导致分化更加的严重。
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也得到了稳步发展。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作为主要消费群的中产阶级数量会增加，甚而使市场扩大，种类变多，同时会促进产生很多产业和工作岗位。这些都让投资和储蓄得到了增长。根据这些原因，可以肯定中产阶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中坚力量。
何为中产阶级？
虽然，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责任和参与的重要性，但至今没有对何为“中产阶级”的概念达成一个统一的定位和共识。
例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报告中认为，人均日收入范围在11美元至110美元之间的可以视为中产阶级。截至2016年底，全球约有32亿人已达到这一生活水平，并每年以1.4亿人增加。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中产阶级”定义是：每个月除去日常饮食、服装、住房、教育、医疗等开销后，仍然留有一定程度存款的家庭。
发达国家的中等以下收入的公民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公民比较，收入相对要高。但有些时候每日所需生活最低保障，也就是贫困标准是按照人均1.90美元计算的。一些研究人员建议将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人均日收入按2美元至13美元，或以2美元至10美元，第三种是按10美元至100美元计算。
就蒙古国而言，蒙古国经济研究院 （ERI）曾在2014年和2016年进行了中产阶级研究工作。该项研究中将家庭收入介于该年度家庭收入中位数（中位数）的67％至200％之间的，则视为中产阶级。2002年，全国20%的家庭属于高收入，51%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29%的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2014年全国14%的家庭属于高收入，61%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25%的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我国中等收入的家庭在12年间增长了10%。
该项研究，同时还说明了上述收入的变化情况。2002-2008年间，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增长，高收入家庭数量减少，但家庭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在2008-2014年间，中等收入家庭的数量急剧上升，同时家庭收入也有所增长，但随着高等收入家庭数量减少，其家庭收入也有所降低。
信息提供：ERI
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存在于城市和牧区之间，在首都不同社区间也有所区别。在市中心区域的低收入家庭数量少于郊区的低收入家庭数量。
政府在春季例会上审议的未来30年发展纲要中提出了“支持人口就业，稳步增加家庭收入，积极培育活跃的创新家庭，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住住宅，在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的竞争环境中经营中小型企业。到2050年，将中产阶级所占比例达到80％。” 的宏大目标。这个目标中所提到的观点认为，目前社会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16.2%，2030年的目标是达到50%，2040年的目标是达到70%，2050年的目标是达到80%。但是不清楚这16.2%和其他比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2050年的目标是否符合实际？
据观察，除了以收入评定中产阶级外，也有以文化程度进行评定的趋势。因为，中产阶级对待政治、经济决策时更加认真。他们更加看重政府是否给予了平等、有尊严的对待。无论评定标准如何，中产阶级至少应该有工作、住房、稳定收入和存款。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当今的蒙古国社会，并没有以塑造高质量的中产阶级而努力，而是寻找一切机会想要出国去谋求发展。随着外出务工、学习、旅游人数的急剧增长，选择在国外长期居住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信息来源: National Statistics Committee, 2020
据近10年蒙古国公民在国外常驻的人数来看，2015年最少，共6768人，2019年最多，有19740人在国外生活。蒙古国在国外生活的20万人中有12万人是在国外定居。因为，在蒙古国虽然有工作，但是拿到的工资都不够应付生活所需，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而获得的退休金都不够填饱肚子，所以更多的人选择到国外工作生活。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中产阶级逐渐“流失”的主要原因。
我们将主要原因放大来看的话，蒙古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消耗了中产阶级创造优良生活条件的可能性，导致中产阶级对未来没有任何的企望，是民众逃避极权主义侵蚀的政治体系的举动。大部分中产阶级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技能，选择到韩国、澳洲等发达国家从事体力劳动。这意味着，即便是这样也比在蒙古的收入高，更受尊重。
为了不再让中产阶级数量下滑，首先，我们需要彻底摒弃极权政治体制；其次，就要致力于优化教育体系，使教育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层面。近年来，蒙古国政府更重视贵族教育。例如，向考入世界排名前100所大学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向一些私立学校提供资金援助等等。长远来讲，如果在国立学校多增设几个班，每个班级人数规定不是50人，而是25人的话，与在哈佛和斯坦福大学培养两三个大学生相比，更有助于国民教育。因此，重要的是应当制止社会上述不平等现象，通过优化公共基础教育，加强可持续经济增长，巩固负责任的民主政治制度。
2020.02.13
Trans. by Asru.V and Gerelchimeg.N